朱熹的思想对“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

□沈湘平

　　作为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思想体系凝结了中华传统哲学、伦理与政治智慧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从历史机缘的特殊性与思想实质的关联性来看，深入探讨朱熹的思想对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具有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的双重必要性。综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系列论述，蕴含“契合是前提、互补是基础、融贯是途径、成就是结果”的完整逻辑。依循这一逻辑考察朱熹的思想可以发现，朱熹的思想中诸多核心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既存在深层内在契合性，更在功能差异中构成互补关系，最终通过融贯机制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深度交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与实践成果发挥着重要作用。

契合是前提

根本问题上的逻辑同构

　　“第二个结合”的首要前提，是两种思想体系在核心关切与基本原理上形成逻辑共鸣，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的本质、实践与认知关系等根本问题的思考呈现同构特征。朱熹对“理气关系”“格物致知”“天人合一”等命题的阐释，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物质性、实践认识论、社会规律性的核心论述，在根本逻辑层面形成深度呼应。

　　世界本质认知的同构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物质世界运动有着客观规律。朱熹虽以“理”为最高本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但明确“理”并非脱离物质的抽象存在，而是流行于天地之间，需通过具体事物显现作用。他提出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普遍之“理”通过具体事物（“分殊”）得以呈现。这种认知的核心同构性，不在于概念的直接对应，而在于二者均认可世界本质具有客观性与规律性这一根本判断，与马克思主义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辩证法高度契合。

　　认识论的实践导向同构性。马克思主义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认识来源于感性的人的活动，认知的深化依赖于实践的推进；朱熹提出“格物致知”，主张通过接触具体事物，逐步穷究事物之“理”，最终实现对普遍之“理”的体认。尽管朱熹所穷之“理”兼具自然规律与道德本体双重属性，但二者在认知路径上的核心共识高度统一：二者均否定先验认知，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将认知建立在具体实践基础之上。

　　社会理想追求的同构性。马克思主义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特质，终极指向人的解放与社会公平；朱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理想，同样包含对公平正义、人际和谐、民生福祉的价值向往。二者虽因时代背景差异，在实现理想社会的路径上存在区别——马克思主义指向阶级解放与社会形态变革，朱熹依托道德教化与社会秩序优化，但在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公平和谐为目标的社会理想追求上高度同构。

互补是基础

宏观与微观的功能完善

　　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为核心，为解决社会发展根本问题、推动社会变革提供宏观理论指导与方法论工具；朱熹的思想则在道德建设、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等微观层面，积累了贴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侧重于社会结构的宏观变革与根本规律阐释，朱熹的思想侧重于个体修养与社会伦理的微观调适，二者形成鲜明互补，共同构成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完整方案。从朱熹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作用看，其核心是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更具本土适应性的文化生命，具体体现在三方面：

　　民本伦理的本土化话语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其对“人民”的论述基于阶级分析框架，侧重揭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客观规律；朱熹则以更贴近中国传统认知的话语体系强调民众地位，认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这种“重民”思想，在微观层面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提供本土化伦理支撑。马克思主义回答为什么要以人民为中心，朱熹则强化如何体现重民的文化表达，使得抽象的人民立场更易被中国民众理解。

　　道德修养的实践路径补充。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但理论的群众化需要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相契合。朱熹提出“居敬穷理”“涵养省察”的修养体系，主张通过“主敬”（精神专注以守正）与“省察”（自我反思以纠错）提升心性修养，并将道德自觉融入日常践履。在一定程度上，朱熹的道德实践论恰好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落地的微观路径空白：通过“格物致知”的认知训练与“主敬涵养”的心性培养，让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从“理论文本”自然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增强了理论的实践亲和力与民众接受度。

　　辩证思维的文化范式补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系统阐释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斗争性与同一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朱熹提出“一分为二”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认为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只是一气之消息，强调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并通过“消长相因，天之理也”的动态转化推动事物发展。朱熹“一分为二”说侧重对矛盾转化过程的直观描述，与马克思主义矛盾规律的系统性方法论形成层次互补，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更具东方文化色彩的表达范式，让对立统一规律更容易被理解与传播。

融贯是途径

思想与价值的深度交融

　　“融贯”的本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深度交融。推动马克思主义同朱熹的思想的融贯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核心原理与朱熹的思想核心理念的贯通，也包括已经积淀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那些朱熹的思想的融通。唯此，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坚实历史文化基础与群众基础，使其真正扎根中国土壤、融入民族血脉。

　　核心原理的贯通。一、唯物论与理气观的贯通。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规律具有客观性；朱熹虽讲“理先气后”，但明确“理”需依托“气”（物质载体）显现，本质上承认物质的基础性。二者在尊重客观规律的核心立场上贯通，让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通过朱熹“理气观”获得了传统哲学支撑，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古今结合的理论依据。二、人民立场与民本伦理的贯通。这种贯通并非简单理念叠加，而是将朱熹“恤民”的具体实践路径（如轻赋税、重农桑、稳民生）融入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具科学理论支撑，又含历史文化底蕴，增强民众的情感认同与实践认同。三、实践观点与格物致知的贯通。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朱熹虽以“穷理”为目标，但其“即物穷理”的方法本质是实践导向的。二者的贯通形成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认知深化理论的完整逻辑，为当代中国调查研究把握客观规律、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等工作方法提供传统智慧与现代理论结合的思想资源。

　　共同价值的融通。朱熹的思想中的诸多理念，已内化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成为连接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桥梁。例如：诚信价值的融通。朱熹定义强调为人处世需坚守真实、守信，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深度融通，共同构成当代社会诚信建设的“传统—现代”双重文化根基——既要求尊重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又倡导言行真实无妄（传统诚信），推动诚信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价值准则。孝悌价值的融通。朱熹将孝悌视为道德修养的起点与家庭和谐的核心，与马克思主义家庭是社会基本细胞的观点相融通，为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供传统伦理+现代理论的支撑——既强调家庭对社会稳定的基础作用（马克思主义），又通过孝悌伦理滋养家庭关系（传统智慧），夯实社会和谐的微观基础。仁爱价值的融通。朱熹提出“仁者，爱之理”，主张以“仁爱”为核心构建人际伦理，实现“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和谐境界，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相呼应。二者融通让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理论获得传统伦理的情感支撑，共同塑造互助友爱的现代社会风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内社会层面的落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朱熹的思想正是这种“融通”的重要甚至是关键中介与文化载体。

成就是结果

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突破

　　“第二个结合”的最终成就，是形成兼具科学性与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朱熹的思想通过前述“契合、互补、融贯”的过程，为这一成就的达成提供关键支撑，具体表现为理论创新与实践滋养的双重成果。

　　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本土化建构。其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创新。吸收朱熹“民本”思想（“国以民为本”），强化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本土化表达。例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论述，既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又激活“民为邦本”的传统智慧，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执政话语，让“以人民为中心”从理论理念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价值追求。其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创新，突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的单一认知，构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思想深度融合，又契合朱熹万物一体的传统生态智慧，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中国理论方案。其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党建设理论创新。结合朱熹“存养省察”“涵养须用敬”的道德修养论，强化党员干部的自我约束与心性锤炼，例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实践，既基于马克思主义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建党学说，又融入朱熹“正心诚意”“省察克治”的传统修身智慧，形成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并重的管党治党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的内涵。

　　实践滋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提供文化支撑。其一，基层治理实践的文化赋能。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家风建设、社区道德讲堂等基层治理载体，可追溯至朱熹“礼治”思想、“化民成俗，其必由学”。通过将朱熹“礼治”思想转化为现代基层治理资源，增强民众对社区的归属感与社会凝聚力，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落地，实现“法治”与“德治”的协同推进。其二，共同富裕实践的文化认同。朱熹“均平”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融合，为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机会公平、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实践提供文化认同基础。让共同富裕不仅成为经济目标，更成为契合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追求，减少实践推进中的阻力。其三，教育实践的目标导向优化。朱熹重视“小学”（基础道德教育，侧重“洒扫应对进退”）与“大学”（成人之道，侧重“穷理正心修身”）的衔接，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观深度结合。二者的融合襄助立德树人教育方针的形成：既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又以朱熹“小学—大学”衔接的教育路径为实践支撑，夯实学生的道德基础与认知能力，最终培养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朱熹的思想正是这种中国特色的重要文化基因库，为“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成果提供深厚历史底蕴与文化支撑。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和精华呈现，朱熹的思想对“第二个结合”的意义，集中体现为其三重角色：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在根本问题上的逻辑同构，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提供契合的思想土壤。二是理论创新的互补资源。通过微观层面的道德修养、民本伦理、辩证思维智慧，弥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的表达不足与实践路径空缺。三是融贯发展的实践桥梁。通过核心原理贯通与共同价值融通，推动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深度交融。当然，目前马克思主义与朱熹的思想的结合总体而言还是不太自觉的，也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索，朱熹的思想对于“第二个结合”之重要意义尚有一个亟需彰显甚或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问题。相信马克思主义与朱熹的思想更为自觉、系统的结合，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提供更坚实的思想资源与文化动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