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为中华文明贡献了什么？

□李永杰

　　朱熹为新儒学的形成贡献了很多内涵，为宋明新儒学贡献了诸多原创性的内容。儒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可以说朱熹为中华文明贡献了诸多内涵。

　　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推动儒学学理化、精致化

　　相对于孔子时代的儒学，宋明理学创发出一套以“性”“理”为核心的学理理论，为儒学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这套性理之学的义理不是朱子一个人的功劳，但朱熹是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是性理之学的完成者，对此作出了卓越贡献。

　　性理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商朝和周朝的“天命”观，而“性”则是儒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天命落实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把“天命”的观念发展成为“理”，“理”就是“天理”。朱熹的“理”来源于他对周敦颐《太极图说》做了一番创造性的解读，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无极即太极”，无极就是太极，所谓“无极而太极”是一回事。二是“太极即理”，太极就是“理”，太极是化生世界万世万物的本源，那么“理”就是化生世界万世万物的本源了。这一解读为儒学奠定了形而上学根基，朱熹之前的儒学很重视讲，人要善良，人要做到仁义礼智信，人要做到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但人为什么要做到这些呢？没有讲，朱熹的解读为儒家做了论证，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

　　高高在上的“理”只有与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应如何与人相结合？朱子发挥了儒家的“性”概念。“性”是儒家的核心概念。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说，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等等。朱熹把天理和人性结合起来，强调人性是对天理的秉受，天理落在人身上就是性。朱熹用“理一分殊”来讲人性对天理的“分殊”。天理是一，万物是分殊。万物皆禀赋天理。人禀赋天理成为性。用“月印万川”来说明，天理就是“月”，“万川”中的月影就是人性。“理”是“纯善无恶”的，那么人性源于天理，人性当然也应该是“纯善无恶”的，但现实社会中有善人，也有恶人，如何解释呢？朱熹的解释是，人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现实中的人有思想理性，也有肉体，肉体源于“气”，“义理之性”是纯善无恶的，而“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这就能解释通了。那么“性”如何被人所认知呢？这就需要有“心”，用“心”来体验“性”，进而体验“理”，“尽心知性”体悟天理。

　　性理之学的意义在于：为现存的社会秩序做理论解释，为现存的道德规范建立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三纲五常等是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人为什么要遵守呢？因为这些规则根源于天理，天理具有最高权威，人的行为当然要遵从天理。性理学发展成这样一套学理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其最终目的就是回应时代课题：重建道德秩序。

　　朱熹性理之学用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来解释封建道德规范的根基，这从世界观上来说是唯心主义世界观，但这种解释为心性工夫论提供了理论根基。一套理论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并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首先必须能够以理服人。朱子学充分吸收了传统道家尤其是“无极”“太极”的思想，并以之为儒学建构了一套论证严密的形而上学基础，使儒学从原来的偏重经验发展出一套精致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使儒家充满了哲学深度和历史厚度，推动儒家文明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为中华文明增益了思辨性和厚重性，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增添了理论思维。

　　突出了儒学的心性修养功夫，推动了儒学践履

　　朱熹的“性理”理论是论证逻辑，其逻辑过程是“天理”—“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心”（分为道心和人心），用“天理”这个形而上学基础论证人性本善的必然性。而“心性工夫”探讨的则是修养逻辑，这一逻辑与“性理”理论的逻辑正好相反，是“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过程，这是自我修养提升的过程，是一个把自我升华、提高到儒家理想人格的过程。

　　为了凸显“心性工夫”的重要性，朱熹提出了“四书”，并与“五经”并列，合称“四书五经”。“四书”高于“五经”反映了儒家的转向，从注重“外王”转向了注重“内圣”。“四书”直接讲义理，义理灿然，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理论框架简洁明了。朱熹讲，“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四书”之中，把儒家义理讲得最清晰、最明白的《大学》最核心的就是讲儒家的“内圣外王”，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格物。”这就是著名的“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明德”“亲民”“至善”，所谓“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对“三纲领”的具体落实，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五个方面是讲“内圣”，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王”。儒家思想认为，“内圣”是内在心性修养，一个人只有做到了“内圣”，具有较高的德性，才能做到“外王”。围绕提高“内圣”的心性工夫，朱熹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主敬涵养。“主敬”就是为了收敛身心，强化觉解之精神状态，以达到“涵养”的目的。2.心统性情以发掘内在良心。让心（理）主宰统摄性情。3.用天理约束驾驭人欲。4.明了道心人心，用道心约束人心。“道心”是“义理”之心，是纯善之心，而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易为外物诱惑。

　　这套心性修养工夫论并不是朱熹首创。朱熹之前，杨时、罗丛彦、李侗在内的“道南学派”就高度重视修养实践。另外，二程等宋朝初期的这些思想家也都在心性修养工夫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朱熹集这些思想于大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心性修养工夫，充分吸收了禅宗，融合了儒释道，深刻改造了儒学，经朱熹改造后的儒学更加亲切，更加能深入人心，入心入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为中国文化增益了直觉主义灵性思维，让传统士大夫在主敬、守静的体悟和修炼中感悟德性的真切与伟大，真正使理论转化为文明因子，培养人谦恭礼让、温文尔雅的气质，塑造礼仪之邦、文明国度的形象，形成了注重内在修养、内圣外王的精神品格，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增加了新的时代内涵。

　　文明的影响是长久的，朱子学这种注重向内挖掘的德性修炼工夫对当代社会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利益原则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市场经济让人们更多地关注物质世界的价值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向内挖掘的文明修养特性有助于制衡由市场原则所造成的物质主义倾向，有助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有助于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因此，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朱子学的向内挖掘的文明因子，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促成了儒学的传播和认同，增益文明新内涵

　　性理学和工夫论是朱子学的核心。朱熹使性理学和工夫论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使其理论趋于完善化和精致化。具体表现就是提出了“四书”。朱熹认为“四书”好像熟饭，“五经”还要加工才能吃，很多不是精华的东西。当然，性理学和工夫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思想史表明，任何思想的学理化、精致化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突出核心价值，突出学理体系，提出核心要义的过程。从唐韩愈和李翱那里就开始建构这套理论，到汉儒注重经学的章句训诂注疏，发现儒学义理方面存在不足，再到提出了心性论的内容，宋明儒学就是按照这个路子大致往前发展的。朱熹则是心性论的高峰，明确提出了性理学和工夫论。

　　性理学重在为儒家理念奠定坚实的形而上学根基。先秦的孟子虽然提出了性善论，强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但这种只是“举例论证”，没有从理论上论证为什么人性本善。朱熹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用天理来阐发世界的本源，明确提出了理的本体论，理的本体论就是性理之学，而性理之学是一套形而上学论证，而且是一套逻辑严密的论证体系。而这一论证题目就是要论证：人性本善是源于天理，天理是坚实的本体，那人性本善就有了坚实的论据。所以性理之学主要在于论证人性善的合法性。

　　工夫论是尽心知性、主敬涵养的践履工夫。自下而上地体悟天理，在工夫修养过程，尽心知性、体悟天理并不是为了体悟天理而体悟天理，毋宁说，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提升德性修养。表面上看，体认天理是目的，而在体认天理过程中，心性修养的提升似乎是“副产品”，但实际上在朱子学那里，这个“副产品”才是主要的；在宋儒那里，成圣成德才是最根本的。

　　总之，性理学是论证之学，工夫论是实践之学。朱熹认为，性理学的论证逻辑服务于工夫论的实践逻辑，冷冰冰的理论论证不是终极目的，而提升心性修养、成圣成德，才是理论论证的最终目的。

　　朱熹深刻改变了儒学的形态，又通过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宋明新儒学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首先，朱子学被列入科举考试范围。后朱子时代的科举考试主要考“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但同时也考“朱注”，可以说，朱子学深刻影响了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也深刻影响了宋以后的中国文明。其次，朱子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学问，而成为深入民间，内化为民众心灵品质，支配人的行动。文明不只是记录在典籍里，更应该体现在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社会风气等具体的社会运行中，朱子学通过传统士大夫的推崇，经过教育，乃至于通过社会文艺形式获得广泛的推广，尤其是传统评书、戏曲等文艺形式都是在弘扬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核心价值，如今已经深入民间，深入人的骨髓，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朱子学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朱子学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广泛的传播，深入民间，成为人们行为的遵循，不仅如此，朱子学还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是走向东南亚，朱子学对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所以被这些国家认同和接受，说明朱子学的理论内涵存在魅力，能够在思想的市场上赢得主动，也说明中华文明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作者为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