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子部谱录类研究助力构建文化生命力再生产系统

□陈玲 王沅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跨越时空的智慧与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作为中华文明认知体系的重要载体，古籍子部谱录类文献以“物以类聚、事以系联”的独特编纂传统，与传统经史的注疏体系相区分，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然规律的系统认知与生产技术的实践智慧。当前深化谱录类研究，正是解码中华文明认知密码、激活传统知识体系现代价值的关键切口，有助于拓展对中华文化内容的传统认知，与现代科学技术形成创新共振，构建文化生命力再生产系统。

　　◆重估子部谱录类文献的当代价值

　　谱录类文献是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纂成的书籍，涵盖生产生活、器物制度、技艺操作、动植物养殖种植、自然生态等多个领域。自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将器物、饮馔、草木等内容统摄于“谱录”一门，“以物为纲”的认知体系开始形成。谱录类文献的编纂逻辑常常体现出“观物取象—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三维认知结构。子部谱录类文献突破了传统经、史之书对政治制度或思想注疏的局限，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反映社会生产实践的直接记录，展现了中国古代的技术革新。以酿酒为例，北魏《齐民要术》记载了十余种制曲方法和四十余种酿酒方法，如“七月初治麦，七日作曲”“另加胡叶汤”等，可证明当时的酿酒过程更加定量化和系统化；宋代《北山酒经》“东南多瓷瓮，西北无之，多用瓦瓮”等的记载，则说明当时已出现指引不同地区实践的标准化控制体系。子部谱录类文献是理解中国古代生活实践的重要材料，现代多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则有助于文献考证与技术创新。

　　考察认知逻辑、知识目的与文化隐喻层面呈现出的文化分野，是重估子部谱录类文献价值的另一视角。从知识分类看，谱录类文献分类的逻辑本质是功能导向的生态系统观，这种分类不追求物种形态的精确界定，而强调物类在人类实践系统中的功能定位，这与建立在形态解剖学还原论基础上的西方博物学分类截然不同。从知识目的看，谱录类文献的知识服务于农耕文明的生产需求和传承需要，始终贯穿着实用理性，形成的可谓是可操作性极强的实践指南，这与西方知识体系注重构建普适自然秩序的理论框架、强调系统性逻辑推演形成鲜明对比。从文化隐喻来看，谱录类文献渗透着“取类比象”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道器合一”等思想传统通过物质化载体得以呈现，儒释道文化的精髓也在其中体现，这与西方主客二分的对象化思维截然不同。正如李约瑟所言，中国古代形成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自然认知体系，中国科技体系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认知自然的可能性。今天，重审这种文化的分野，关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

　　◆谱录类文献的生命力转化路径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要真正激活谱录类文献承载的文化基因，首先需要对文本进行整理考证，在传统文献考据的基础之上，积极吸纳考古学等多学科成果，对间接史料与直接史料开展研究，多重考据。古籍研究过去往往依赖人工校勘、纸质传播等方式，既费时费力，又难以迅速应对资料散佚与实物损毁。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对古籍资料的重视加深，数字化处理使得谱录类文献研究更加便利。原始文献材料和考古资料是静态的，仅凭本身形式直接表达的信息是有限的，谱录类文献中存在的名称混乱、步骤舛误等问题仅依赖文献考证是不充分的，更多的解释有赖于研究者的知识和科技水平。现代科学知识、学科体系为谱录类文献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技术支持。

　　当然，对谱录类文献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技术复原”或“文献考证”层面，而要将其内在的科学理念、管理思维和伦理旨趣与当代需求相结合，走向系统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应用，使其在当下的社会生产与公共生活中获得新内涵，从而实现“古今知识体系的双向激活”。

　　在谱录类文献的记录过程中，“实践—认知”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形成了历史呼应，其技术进步暗含“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同时，古人往往将对自然规律的客观认知与对社会责任的伦理关怀同步融合。无论谱录类文献中记载的技术种类多么丰富，大多都保留了“利民”“节用”“顺势而为”的价值取向，说明中国传统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协同治理的理念早有朴素实践。因此，谱录类文献的深入挖掘，能够为当今社会提供文化资源和历史遵循。以马克思主义为遵循，以谱录类文献为依据，将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科技知识体系。

　　谱录文献最核心的特点是实践取向强、技术种类多，与社会活动、现实产业、科学实践具有天然的关联度。当把这些精华从学术研究延伸到企业研发、社区营造乃至公共政策设计时，就能在技术与文化层面形成双向赋能。谱录类文献中的文化资源将不再是博物馆或图书馆中被动陈列的对象，而能成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驱动源。

　　◆助力构建文化生命力再生产系统

　　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这为谱录类文献助力构建文化生命力再生产系统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根本遵循。从实践维度看，包含有三重协同机制：知识系统的数字化重构、文化生产的制度化保障、文化价值的全球化叙事。

　　当前“文化新质生产力”在发达数字技术的背景下加速发展，原本“躺在”古籍中的传统文化内容突破语言与时空的限制，走向更广泛的应用场景。但在表现方式之外，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动呈现内容的差异化系统化才是摆脱同质化模版、实现文化创新生产的关键所在。文化的异同对比需要特定的参考范围，从最大的“同”而言，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是人类群体共同的文明标识；就最小的“异”来说，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能有无法跨越的理解鸿沟。文化创新的范围则更多是基于普遍的社会体验与认识，这是借助谱录类文献可以实现的范围。通过数字技术关联谱录类文献与当地历史资料，可以实现不同地区的文化符号创造和地域文化构建，推动形成内容丰富的文化产业结构。

　　制度层面建立“顶层设计牵引、基层实践驱动”的机制是实现文化生命力再生产的重要支撑。一方面，顶层设计可以通过政策文件实现思想引领，以项目形式使得地方文化在整体框架下得以发展，使得跨学科人才得到培育，杜绝分散化与重复建设的问题。同时需注意探索传统知识的“开源共享”和创新权益保护机制，如通过借鉴“公民科学”理念，搭建学者、工匠、群众共同参与的数字互动平台，也可以使谱录类文献研究成为多元主体共建的文化实践，既避免文化资源的私有化垄断，又激发经营主体的参与动力。另一方面，基层实践驱动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可以通过创新“由下至上”的文化治理模式，通过对谱录类文献内容的阐释，激活基层文化主体文化创造者、生产者身份，激发其创造力和自主性。

　　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中，技术过度膨胀而导致一系列问题是常见议题，这与中国传统“器以载道”的技术伦理形成鲜明对照。中国传统技术体系始终保持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平衡，这在谱录类文献中具有相当的体现，该特质在风险社会语境下更具启示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将谱录类文献置于人类文化谱系中重新定位，主动参与人类技术文明的话语构建。

　　从“冷门绝学”到“助力构建文化生命力再生产系统”，谱录类文献的活化之路不仅是对传统知识的再认识，更是对现代社会实践与发展需求的回应。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持续的制度支持与多元化的参与，谱录类文献才有望打破传统学科的界限，才能从历史的尘封中让蕴含的智慧“苏醒”。而其昭示的对自然、社会、文明的深度理解，也将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多元文明开展交流互鉴的珍贵精神财富，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宏大的共识与动力。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籍子部谱录类科技思想的收集整理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